一九七五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快要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越批越多了。
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四、五百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
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它“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
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返回时就在石圪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赚了五分钱，总共得利不足一元。不知这事怎么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知道了，现在把他拉到这里受这份洋罪。
满银的老祖上曾经当过“拔贡”。先人手里在这一带有过些名望。到他祖父里，抽大烟就把一点家业抽光了。他父亲后来成了前后村庄有名的二流子。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这一带时，他母亲把他生在躲避战乱的山崖窑里。第二年，他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用辛劳把他抚养到十九岁，在一九六六年也病故了。从此，他在这社会上就成了孤单一人。这年紧接着文化革命开始了，他很高兴世界乱成这个样子。第二年，满银踊跃地参加了县上的一派武斗队。第一仗打下来，他就被另一派俘虏了。他干脆又参加了俘虏他的这一派武斗队，去打他原来参加的那一派。反正对他来说，这派那派都一样，只要有好吃的，每天再给发一盒纸烟就行了。打完第二仗后，王满银害怕了，把枪一丢跑回了罐子村。回家后，他又不想种地，灵机一动，逛到外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的买卖都在各地武斗队那里做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因此那几年也混了个嘴油肚圆不知是哪一天，他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突然想到他要娶老婆。脑子里把前后村庄未嫁的女子一个个想过去，最后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厚的大女子兰花。那女子长得还俊样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都行这些下苦活他不愿干，也干不了。
他在外面逛胆大了，也不要媒人，就闹腾着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媳妇了。
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他也没什么事，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跑个不停。起先，他常黄昏时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没话寻话地骚情一通。可怜的兰花由于家穷，常穷一身补丁缀补丁的衣服。她看这个穿戴一新，脸洗得白白亮亮的青年，这样热心和她说些叫人耳热的话，心里倒不由地直跳弹。
满银看兰花对他有了好感，有一天傍晚就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她，把她狠狠亲了一顿。在她丰满的脸蛋上啃下许多牙印子后，这家伙就把挂包里准备好的一身外地买来的时新衣裳塞到兰花手里。
兰花坐在土地上哭了一鼻子。她既害怕，又感激眼前这个男人。唉，她平时为了一家人的活，整天山里家里操磨，晚上一倒下就睡着了，从来也顾不上想这种事。现在，罐子村这个胆大的家伙，把她心中沉睡的少女的感情一下子唤醒了，就象一堆干柴被火点燃，熊熊地燃烧起来她对王满银说：“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
当兰花给她父亲说她要嫁给罐子村的王满银时，孙玉厚立刻气得暴跳如雷。他把她大骂了一通，坚决反对她和这个“逛鬼”结婚。
但平时一直对父亲羔羊般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地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她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孙玉厚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她，被当时十七岁的儿子少安挡住了。已经是一个成熟庄稼人的孙少安，那时就在家里开始主事了。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这么个年龄，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父亲不能干涉姐姐的选择。孙玉厚拗不过子女，抱住头蹲在地下，一声长叹，算是承认了这个他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