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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节 夜审

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另一个看守看到了同一个场面。如此场面一连发生五天,惊动了监狱领导。领导们派干部调查这件事是谁起的头,但犯人们全部否认自己在夜里发生过任何异常行为。根据干部们的直觉和经验,他们觉得犯人们不像在撒谎。下一天夜里,梦游者们的示威或送葬再次发生。监狱干部便挑选了两个犯人,把他们双臂反剪,两手和监号粗大、位置较高的铁门闩铐在一起,让他们弓腰驼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脚尖几乎被拎得离开地面,活像一对过油的大虾。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虾,但“过油”之后仍然想不起聚众梦游这回事。一个礼拜过去,监狱干部布置犯人们就梦游事件反省,要么自首,要么揭发其他狱友。反省了几天,没人反省出结果来,更没有自首者和揭发者。这期间又有两个狱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审和槍决。反省的规定不断更新,最后落定在这几条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参加晚间往五楼的搬迁,只留在底层监号里;反省的坐姿是双盘腿,犹如入定,换腿要请求看守批准;低头垂目,不准东张西望;一般情况下不准说话,除非被指定发言,一旦被指定发言,就必须发言。

一场反省把一个冬天坐过去了。人们的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得柔弱黄细,如同病女人,连汗毛都退落一净。所有的腿因为毫无活动而萎缩退化了,皮松垮下来,耷拉在骨头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省未果,暂时留下这个号子的死刑犯不毙,还是因为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罪犯必须插队到他们前面,提前毙掉,总之陆焉识这个号子的狱友都活着见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节。

陆焉识比其他犯人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在一个月一次的探视中从不失约。

终于有个人受够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陆焉识被押出号子去见妻子的时候,这个人向看守申请揭发。他揭发夜里的无声抗议活动是陆焉识发起的。陆焉识回到监狱,就有人对他耳语,把刚刚发生的“揭发”告诉了他。

当夜,所有同监号的狱友都搬迁到五楼去了,只留下了陆焉识。先是那个蹲点调查的监狱干部单独提审他,问那天夜里闹示威的领头人物是不是他陆焉识。他回答不是的。那么是谁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梦游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还用草纸和粥做钉子,黏在自己床 头挂衣服”

陆焉识说因为重刑犯的东西都放在监号外的走廊上,监号内的温 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减衣服,但人住得太挤,没地方放东西,就想出这个点子来。每天粘在碗边上的粥没有用,用草纸擦下来,粘在墙上,每天粘一点,渐渐就像钟乳石一样堆积起很牢固的一块,可以挂一件毛衣。

“点子倒不少”干部说。

陆焉识想,这也值得狱友揭发。

还有一项揭发:陆焉识用一根很大的鱼刺磨了根缝衣针,所有狱友都跟他学,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当自杀武器的鱼骨针。

“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干部问道。

“承认。”

“哪里来的大鱼刺”

“从大鱼身上来的。”

“你跟我废话吗”干部拍一下桌子,“大鱼哪里来的”

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国工党 代表团 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就更加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了。

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1955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 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明天,槍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xxxx号,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陰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陰影那么大,或者说陰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5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1955年的陆焉识跟1976年一样,也是要写得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955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他害怕极了。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等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作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是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陽,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陽蒸发,万人体 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寿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槍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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