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出口，有那么单一吗
写这篇文章时，我窝在济南文化东路松果餐厅的角落里，一边打字，一边和一个脸蛋像苹果一样的服务员斗智斗勇。算了一下，已半年未回丽江。半年未见了，有那么一点儿想大军，没我给他敲鼓，不知道碟片卖得怎样。
上次从丽江离开的前夜，大家喝了一夜的酒，靳松弹着吉他，老兵送来烧烤，大冰的小屋清清净净，满地空酒瓶。摇曳的烛火里，我慨叹了那些死在滇西北的朋友，又回顾了这些年共同走过的路。我借着酒劲儿问他：“大军，这么多年，有件事我一直没搞明白你怎么这么能吃啊你。”
我没见过他喝醉过，可那次他醉得直摇晃肩膀，他盯着脚尖和我说：“我挨过饿。”
彼时，他酒气满身满脸赭红。
这个男人在仫佬山寨长大，成年之前吃肉的次数两只手就能数过来。年少时迫于生计，跟着同乡在离家千里的建筑工地打工，扛水泥，切割钢筋，在没有保护的脚手架上结束了自己的青春期。
他因为饭量大而被工头奚落，为了唱一次街头卡拉ok 而生平第一次进理发店。被欠薪，讨薪水被打成重伤，见识了江湖郎中的虎狼药，同乡冷漠的脸，然后带着满腹委屈和对这个世界的不解去流浪。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乡村里被迫接受不同程度的屈辱，他住过收容所，也住过水泥管，偶尔靠力气换来一些粮食，却始终被饥饿的恐怖笼罩。
弱冠之年，在一个遥远的城市结识了好心的流浪歌手，他尊称那人为老师，老师把所会的所有吉他知识倾囊相授不过是几个最基本的吉他和弦，却由此拯救了他接下来的人生，他说：“自打会流畅地扫弦那天开始，我就再没有考虑过自杀。”
接下来的日子，唱过地下通道，也唱过乡村的红白喜事班子，依旧是流浪，路却越来越晴朗，挣了钱就买米，自己做饭，一开始熬粥，后来煮饭，后来偶尔做蛋炒饭，他向我描述那些年每一次吃完蛋炒饭后的那种幸福，“简直和性高潮一样悸动人心，”他说，“我从未浪费过一粒粮食。”
整整十年的流浪，三十岁的时候流浪到云南大理，他那时已经历练成一个对音乐有独到见解的歌者，生活这所学校生生地把他磨砺成了一个感慨万千的老人。用往昔的岁月当引子，他开始自己写歌编曲。这个半辈子活在琴弦上的男人，书读得不多，歌词却至纯，音乐诉求大有古风，他的歌有别于其他任何温饱之余才去练琴的大师们。沧桑，但不矫情也不苦涩。
他开始在艺术家扎堆的大理有了名气，后来一鸣惊人的民谣歌手川子曾是他的街头搭档。他自己开了家小小的酒吧，娶了一个白族姑娘，有了一个孩子。奈何世事多舛，每天辛苦经营也抵不住水涨船高的房租和形形色色的税费，他的酒吧倒闭了。祸不单行，文化差异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爱人抱着孩子说，你走吧。他说，好吧我走吧，我每个月会邮钱回来的。他后来做到了。
于是，二度上路继续流浪，一路重操旧业卖唱为生，他路过丽江的时候被我们捡到。莫名其妙地，自此扎根在了丽江，依旧做他的流浪歌手，每天唱的都是自己的原创。从卖唱到卖碟，这个饱经沧桑的中年男人的人生在音乐中再一次得到了的升华，他偏执地辛苦卖艺，攒钱做专辑，乐陶陶在自己建筑的那个单纯的音乐世界里。
“真希望有一天我是抱着吉他唱歌时死去，”他说，“我希望这样走完这一生。”他又说：“你是我的朋友，大冰，没有你我现在不会过得这么好，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我那儿还有些菜，一会儿我去炒一锅饭”他醉得前仰后合，跳舞一样炒着饭。睡眼惺忪的小媳妇在他背后切着葱花，满脸的温柔。我那天捧着大碗，坐在他小木屋的马扎上，吃了一碗又添了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