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淮阳应道：“周慕义是贞宁十四年的进士，唐平，宋子錾与他同年，这些人都出身杭州，是滁山和湖澹两个书院的学生。”
左督御史道：“学田案中的两个书院是这两个吗？”
齐淮阳点了点头，“是这两个。”
白玉阳“噌”地站了起来，拍案道：“这些人疯了吗？何怡贤的势力盘踞杭州，杭州的学政那般艰难，他们心知肚明，此时怎么敢替学田案的的罪人洗罪。齐尚书，立即上书弹劾此人！”
“白首辅。”
白玉阳回过头，忽然看见杨伦翻压着书页，举本走向他。
“大人不是觉得，翰林院的这些人不识好歹吗？我请首辅大人，仔细一读，这本书中所记录的杭州学田案始末。”
白玉阳喝道：“企图脱罪之言，何必污我等之眼。”
“这不是脱罪之言！”
杨伦抬高声音，恳道：“如果没有学田一案，贞宁十二年我也回不到京城。”
左督御史问道：“杨大人，此话何意。”
杨伦稍稍平复了一阵，开口道：“贞宁十二年，我在南方主持清田，下杭州时被人暗害坠江，险些死在船上，这件事过去很久了，久到诸位都忘了，当年清田时，南方大户但凡有人在京，都攀附着来了。福清长公主为了驸马的吊诡田亲自进京，浙江的何党官员处处掣肘，我与国子监遣去丈清土地的官员，受到的阻力有多大。邓瑛名下的那些学田，之前是何怡贤的，至于他为什么要认下那些田……”
他说着顿了顿，抬手指向门外，“为了救我们的命，为了保下南方清田的成果。诸位大人，我杨伦从杭州回京，满载赞誉，如今新的赋政，依托清田一策，在南方推行，我倒是还有命，可去南方看一眼，而保下我性命的人……却要担着这个罪名死，我杨伦，当真不服！”
这一番话，令左督御使失了神，半晌方对白玉阳道：“此事有凭证吗？”
白玉阳尚未开口，便听齐淮阳道：“算有一些佐证，我奉旨抄了何邓二人的家，邓瑛在京城和地方都没有田产和房产，居所内只抄出十余件旧衣，和几包伤药，还有二十两白银，且那二十两白银是清波馆的杨婉所寄。滁山、湖澹千余亩学田，其上产出在他的家中皆查搜不到，他父亲早年被处死，他是断了家籍的人，这些钱物散不出去。”
他说着，拾起杨伦掷下的那本书，“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这些田上的产出，竟然全部被他还了回去，不过此事尚未查证，仍是杨婉的一面之言，不知还有没有必要，再审邓瑛。”
左督御史怔了怔，“所以翰林院这些人才……”
“你们何意？啊？”
白玉阳断下了左督御使的话，提声道：“要为他翻案吗？你们也知道，那是杨婉的一面之词，就凭着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便要推翻内阁、刑部议定的事。诸位大人，我问问你们，我大明官政的尊严何在？”
“在朝为官，一身的清正修炼得尚不如我妹妹一个女子，谈什么尊严？”
“杨伦！”
白玉阳青经暴突，几步上前，逼到杨伦面前，“休要在众臣面前胡言！”
杨伦抬手向白玉阳行了一礼，“是，我可以闭口不言，但天下笔墨自有情义相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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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杨伦所言，天下笔墨自有情义相陈。
中秋前夕，杨婉所写的《东厂观察笔记》在京内传抄开来，尽管五城兵马司对这本书进行了几轮清收，但奈何翻抄的版本过多，不光是京城内学生，连一些大户的读书人家，也开始私抄起来。那个被关在诏狱中，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阉人，以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形象，出现在了杨婉温柔的文字当中。
除了张案，桐嘉案，清田案等几个大案的复盘之外，他的饮食起居，他受过的刑伤，他在‘戴死罪’之时，平静的生活细节，被杨婉以一种轻松而暗藏残酷的笔调复原了出来。继而是他对师友的心意，对大明王朝的执念，他对天下人的文心。
这些原本难以描述的东西藏在那副略有些搞笑的人像白描之后，带着这个时代的不甘，又隐着下一个时代，隔世而述的悲悯和关怀。
很多人虽不肯妄信杨婉的“一面之词”，但却在阅看时，忍不住时时临纸而哭，忍不住将其中一些篇章抄录下来，拿与友人辩论。
在靖和初年的这个秋天，因为杨婉的一本《东厂观察笔记》，邓瑛的名字在京城内外不断被提起。后来，甚至有几个私坊重新为这本书刻了板子，清波馆的人在街市上买到刻本的时候，错愕又激动，宋云轻甚至有些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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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波馆内，杨婉写尽砚中的最后一点余墨，外面日已偏西。
她抬起头揉着手脖子，朝门廊处看去。
邓瑛穿过的那双拖鞋还在门前，几片秋叶从边上卷过，潮湿廊底反出一阵一阵青苔的气息。
杨婉穿着自己的拖鞋起身走到廊上坐下来，将脚和邓瑛的鞋子并在一处。
杨姁端着汤药走过来，看着她的模样，温声道：“想厂臣了？”
杨婉笑了笑，“不想。”
“为何？”
杨婉看着那双鞋子道：“他对我真的渣得明明白白。”
她说完目光一柔，“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说的话，在牢里要多吃点，多睡点，头发扎起来，不要跟个蓬头鬼似的不体面……”
杨姁放下汤碗，和杨婉一道坐下。
“现在听你这些，到不觉得悲伤。”
“是吧。”
杨婉将头轻轻地靠着在杨姁肩上，“我也不觉得悲伤了。”
她说着放低了声音，“姐姐，我有弥补到你的遗憾吗？”
“嗯。”
杨姁轻轻地挽了挽杨婉额前的碎发，“受苦了。”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