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宽从刘汉山的身上搜刮勒索了一万块光洋，五根沉甸甸的金条，一夜之间暴富，对于如何花费这笔巨额财富，他竟感到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在乡村长大的男人，当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购买房产和土地，或者尽情地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想法侯宽都不敢实施，他害怕自己露出马脚，让刘家人知道了他所做的事情，从而找他的麻烦。
虽然手握巨额财富，但却无法随心所欲地花费，这让侯宽感到十分别扭。他没有那些贪官污吏的城府深，能够在家里藏匿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财产，而自己却吃着简单的泡面，骑着自行车出行。侯宽内心有着一种暴发户的心理，一旦有了钱就想要炫耀，让人们羡慕和嫉妒。对于他来说，拥有了这样一笔巨额财富，他就不再是过去的侯宽了。
侯宽得意地向老婆何元香展示了自己赚得的大洋和金条，他昂首挺胸，气势逼人，仿佛腰里插了一根无形的权杖，声音也变得坚定有力。“从今以后，你不准再去找周司令，立刻搬回来陪我。”何元香生平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巨额的财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她立刻对侯宽言听计从，满口答应下来。
周伟强因连续三天未能见到何元香，怀疑侯宽在背后作祟，于是开始寻找机会发难。原本，何元香是别人的妻子，你却仗势欺人，强行占有，如今侯宽恢复了对她的主权，这完全合乎情理。然而，周伟强自恃权势已久，将侯宽的行为视作公然挑衅，这令侯宽感到极为愤怒。
侯宽自然有生气的权利，因为如今的他已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世间万物，兴衰交替，人皆有得意之时，即使是那些曾经屈服的人，也终有抬头之日，绝不可能永远处于低谷。
侯宽和周伟强翻脸了，因为女人何元香。可是，谁也不会说因为女人翻脸，这事儿双方都说不出口。周伟强不能说：“侯宽那孙子，本来他老婆跟我，现在要了回去，不仗义。”他说出这话，估计别人会用唾沫星子把他淹死。侯宽更不能说，自己老婆跟上司，换取男人的富贵，这事儿说出去，他不能在兰封县混了。两人闹矛盾的借口，最后不约而同地指责对方通匪通共，对皇军不忠心，都想借日本人的手摆治对手。
保安团的势力分布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态势，其中分裂为几个不同的山头派别。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追随侯宽，他们与周伟强一派形成了明显的对立，两者之间的力量抗衡如同分庭抗礼一般。另一部分人则选择跟随周伟强，他们的心中怀有勃勃野心，希望通过排挤侯宽，取而代之，坐上那个令人羡慕的位置。
在这场纷争中，也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他们置身事外，里外不是人，不仅不劝和，反而煽风点火，希望双方能够狗咬狗，这样他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而更多的人则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他们唯恐自己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担心血溅到自己身上。
周伟强是保安团的司令，手中握有重权，这是他的强项，也是他在这场纷争中的最大底牌。而侯宽则拥有丰富的财富，这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也是侯宽的强项，是他在这场纷争中的秘密武器。
侯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投入了五千多个银元，成功地将周伟强送入了日本人的监狱。经过半个月的等待，他在汴梁被执行了死刑。他的罪名是勾结共产党和土匪。他的表哥是张德祥，侯宽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日本人。周伟强无法辩解，只能责骂侯宽不讲仁义，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侯宽在听到这些话之后，立刻进行了反击：“你自称仗义，但实际上你为了自己的官职，却背叛了你的表哥，成为了宋贵伦的走狗，有时候表现得比他还要低三下四。你就像那只乌鸦，总是喜欢指责别人的缺点，却忽略了自己身上的污点，从未反思过自己的黑暗。”
在侯宽成为保安团司令之后，他立刻开始行动，意图清除周伟强的心腹。没过多久，保安团就完全落入了侯家的掌控，仿佛成为了侯家的私人领地。
侯宽在老大侯印的指引下，决定投身商界。他在县城繁华的街道上租下门面，开设了粮油店，并巧妙地在旁边设立了一家丧葬用品店铺。侯五被委任为总经理，负责店面运营，而侯宽则悄然隐于幕后，担任着真正的幕后老板。
侯宽的商业布局可谓深思熟虑，他认定一个道理，只要人们还活着，就离不开粮食和食用油；而当生命逝去，丧葬用品便成为必需品。作为一位手握实权的司令，侯宽将手中的权力与商业利益巧妙结合，每日增加派人下乡的频次，进行所谓的“扫荡”。随着饥荒的加剧，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这也使得他的丧葬用品生意愈发兴隆，财源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