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冬，我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微带酥油气味的信。这个气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断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体她是熟识的，似乎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狂狷，圆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来的。在此之前，上级把丹珏从“五七”干校招回，要她挂帅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项目完成后，冯丹珏就成了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员，也就是1990年后人们称呼的“大腕”。大学照顾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单元房。她在学校和报上登广告，用了半年时间，把她那一小套和母亲的一小套换到了一起。老小姐总是和姆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的两间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里弄里开始的新生活，简直是一次新生。没有人再拿眼角扫她，也没有居委会的传唤。相反，她搬过来的第二个星期，里弄居委会就到家里来探访，送了她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告诉她居委会每星期学习 两次，读读报纸、文件，学学“毛选”，欢迎婉喻去参加。婉喻参加后就发现这里就是老年女人的俱乐部，除了读报和读“毛选”，大家还讲讲儿媳妇的坏话，又给某个被儿媳妇斗败的老太太出出气，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党 支部，支部书记是个退休的老女工，旧社会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时，婉喻觉得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又大又热乎，手掌粗拉拉的。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
警察们对这些老太太确实买账，好比当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胜仗。警察们还真被老太太们调来过几次，有一次捉了个翻窗偷盗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帮打算偷汽车的“病退”知青。到了工农兵大学生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解放”，老太太还负责提供预习 功课的服务，把公社推荐回来的好知识青年介绍给前“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仅次于扫盲的补课。
婉喻渐渐觉得生活充实起来。对焉识的惦记、内疚和思念都被转移了。她毕竟做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会老太太，气质风度不同，所以当她上门劝说那些不肯下乡的毕业生时，就没有挨臭骂或吃闭门羹。到了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来个了，婉喻就拿他们做例子，说服赖在上海的毕业生们：“你们看看，到农村好好种两年田，回来就是大学生；过去考大学哪里有这么便当”
婉喻自己也要帮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补课。他们几乎都是文盲，许多课程婉喻要从最基本的讲起。好在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一个两个礼拜的补习 就足够。婉喻成了几条弄堂里最受欢迎的居委会阿婆，走到哪里都听到：“冯家姆妈侬好”
1974年春节，居委会给几个军属家庭送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镜框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问婉喻有没有想到过申请入党 。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诉任何人她的入党 申请书怎样被烧成灰，作为断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几个支部委员讨论过，觉得你条件蛮好的，要不要写一份申请试试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显出奇怪地细气。
婉喻递交 入党 申请是出于对阿敏的报答。自从1954年焉识被投进监狱，谁对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党 申请居然被认真讨论了，婉喻被认定为最有希望的培养对象。当她收到焉识那封带酥油气味的青海来信时，七十一岁的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 内。
婉喻在居委会身兼数职：财会、安全员、孩子们的辅导员。谁家来了客人，婉喻都有责任尽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各种运动扫荡到这里来的不良 分子，拿这几条弄堂做避风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时她回到家晚饭都没有做。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亲说：“侬忙来，姆妈比我还要忙；我这样忙，还有加班加点的工资好拿”
婉喻只是安静地笑笑。她的这种安静是真正的安静。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祖母这样安静。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这份安静让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动。并且你也不会相信她已经七十岁出头，她的驻颜术就是安静。丹珏比以前话多了，抱怨啊，牢騷啊，一顿饭可以说个不停。在“五七”干校丹珏就把烟抽上了瘾，尽管抽起来还是女人气十足的，可以说是带点妖娆的，但她曾经那种素净的雅致和美丽不见了。现在的丹珏有一张那样中年女人的面孔：偶尔会出现极难看的瞬间，不时也会亮出绝美的刹那。再有人讲到对象和婚姻，她就会扬起脸大笑，笑出一大口烟。有时候她脸仰得过于痛快，嘴张得太奔放，你会看见她整齐的牙齿内侧都是暗色的，被烟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职务给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福利，电话就是其中一样。经常打电话来的是居委会的人和她哥哥冯子烨。冯子烨几乎每天打个电话来，问问姆妈饭吃过吗，吃的什么，胃口怎样。最近的一天夜里，来了个长途电话。长途话台告诉婉喻，来电是从东德打来。婉喻抱着电话，听着“嘶嘶”声从听筒深处游来，那是声音在进行长途旅行的声响。突然地，婉喻听到一声“姆妈”中断联络多年的大女儿丹琼在电话上和母亲重逢了。丹琼没说两句话就哇哇大哭起来，说可找到姆妈了，找了数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国，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会打许多电话到上海，想方设法地找姆妈。大女儿像个逛城隍庙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愤怒。当问到父亲时，婉喻说他出差在外地，短时间回不来。大女儿似乎比小女儿要小多了，哭诉着她没有母亲的这么多年，如何从欧洲嫁到美国，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丹琼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着流泪。丹珏被姆妈哭醒了，跑到客厅。她和姐姐说话的姿态和语气都很僵硬。对于姐姐丹琼来说，世上还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欢离合，丹珏感到有点难为情。丹珏敷衍几句，把发出哭啼的话筒迅速还给母亲；她拿不住这样一个感情的烫山芋。
收到焉识从青海寄来的信，当晚婉喻做好雪菜肉丝面等着丹珏下班回家。等到丹珏上了饭桌，开着玩笑发牢騷，说“四人帮”里有两个半上海人，所以外地不供应上海人肉吃，幸亏姆妈切肉丝的手艺高强。现在大家都想到动物园被关在笼子里，因为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吃肉不限量。
“小囡囡，侬爸爸来信了。”婉喻突然说。
丹珏吸面条的嘴停止得颇古怪。她看着母亲，断了的面条又缩回碗里。母亲不做评说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信是被拆开来读过的。丹珏又继续吃，故作平淡地问：“讲了什么”
“他放出来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退休后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荫下，享受的是孩子们给她的福利，她觉得自己该拿出什么来换这份庇荫和福利。
电话铃响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唉，告诉侬噢，老头子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冯子烨在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放出来的。”
子烨把信拿过去，站在想，又转回去，再锁紧眉头读信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
“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三个人面对面坐下，婉喻起身，给丹珏拿来一个洗过的烟灰缸，不然她会把烟灰弹在空饭碗里，这让婉喻觉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边，丹珏说这次外面没有贴通缉令，应该是真的吧。子烨认为，说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贴通缉令呢，追捕逃犯的战术各种各样。婉喻坐下来，像被讨论的是她自己似的浑身不自在。她准备明天给信封上的地址发一个电报，告诉焉识，请他报告火车班次，这边好接站。子烨却决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们也会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进去，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子烨光火地说。
婉喻不做声了。六四 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漠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处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侦查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后来学校到浙江 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4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麻烦他，一直麻烦到1976年10月。
“再说伊放出来还是跑出来，跟侬还有啥关系你们老早就离婚了”
婉喻现在是个听话的母亲，依顺孩子们的做法：等确定了陆焉识现在的身份再给他回信，他的身份无非有两个，一是逃犯，一是劳改释放犯。每天夜里，等丹珏睡下后，婉喻就拿出焉识这么多年写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闻着，那股酥油气味已经遥远了，但还一息尚存。刚来的这封信像活着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体嗅，把婉喻过去盼信的感觉都唤醒了。
婉喻每天又开始盼信了。从年初盼到春天，那种微微带酥油气味的信没有再来。她很清楚焉识同时也会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她身边来。
1977年春天4月间，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xx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领导把她作为家属接受这份通知：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十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收。陆焉识先生自从获释以来，一直居住在农场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间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员就要居住进来，所以请家属抓紧时间安排陆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员中少数无法回原籍的，已经由农场接收为就业人员，但鉴于陆焉识先生的情况，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即便留在农场，场方也无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屋里的光线慢慢褪去，夜色渐渐进来，她都毫无感觉。
她站起身，却不知道为什么站起身。不久，她已经下了楼，顺着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干什么。当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是一家酱菜店，她走进去。一个缸里放着紫檀色的块垒，她盯着它们看着。一个营业员上来问她：“阿婆要买玫瑰大头菜今早刚来的。”
营业员挑了两块玫瑰大头菜，问她：“够吗”
婉喻点点头。玫瑰大头菜被装在一个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婉喻从身上掏出一张钞票。这张十块钱她总是放在贴身口袋里，万一贼骨头偷走了她的钱包皮，也算是有备无患。
她走出店门之后，向街道的一头走了一截，发现不对，又转过头，向另一头走，不大确定这个方向是她来的方向。再说她从哪里来是从学校里下了班来的吗还是从居委会学习 会场上来的她脑子里只存着几秒钟之前的记忆：路面不平，走路差点绊倒树叶开始落了，要把厚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人现在怎么走路都横着走尤其这种叫做“病退”知青的人
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看见手搁在她肩上的人很面熟，非常面熟，她想，记不得人家名字不好，还是应该笑一笑。
“姆妈你跑到哪里去了急死人了”
她对着一笑的人原来是女儿。还好女儿没看出自己的尴尬，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可是不能开口叫她女儿啊，总得叫她名字啊，叫不出她名字，她就该不高兴姆妈了，天下姆妈哪里有叫不出女儿名字的
“我看你不在家，粥倒是还煨在锅里――都煨糊了我想你总不会走远的吧，就下楼来找你。眼看着你从弄堂口走过去，往那边走，我奇怪死了姆妈怎么屋里也不认识了”
可是女儿叫什么名字一定要想出来，不然人家要笑死了。
女儿问她：“姆妈，你买什么了”
“没买啥。”她笑笑，为自己想不起女儿的名字而心虚地笑笑。
女儿从她手里夺了一样东西去。原来她是买了东西的。她和正在打开纸包皮的女儿一样好奇，往纸包皮里探头探脑，一股好闻的好熟悉的气味让她想到了很多，但一个想法都抓不住。
“哦，你去买玫瑰大头菜了呀家里酱菜多的是我这个礼拜天买了那么多”
“哦，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来称呼这样从童年就开始吃的东西。
“姆妈，你没带皮包皮怎么就出去买东西了呢用的是急救的那十块钱找回来的零钱呢”
婉喻一下子站住了。女儿把她搀到楼上，自己又急急忙忙下楼去了。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婉喻站起身，理了理头发。她听见一个男人轻声说：“小妹，这是姆妈第几趟丢钞票”
回答是嘻嘻哈哈的：“第三趟了老了，糊里糊涂的走过自己家弄堂都不认得了”
婉喻听见两个人进来了，赶紧往里面房间走。她害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还有就是，她想多听听他们讲话。她发现他们在她面前讲话和背着她讲话不大一样。这时候她抬头看见书架上一本书，上面写着：冯丹珏著。
对了，女儿不叫“小妹”，人家是有个大号的，叫冯丹珏。和冯丹珏讲话的那个男人叫冯子烨。
“上一趟是因为老头子来信，姆妈就神志乌之了”冯子烨说。
婉喻走到客厅里，说：“我没有神志乌之。”
子烨一惊，似乎看着一个突然学会回嘴的孩子。但只是一刹那，他就陪起了笑脸。
丹珏把手里一把钞票放到桌上说：“喏，姆妈，你买大头菜的找头。九块六角一。营业员说你跑得太快，刚刚拿着找零转过身，已经没你影子了”
子烨笑着说：“讲讲而已，其实就是拖着不找钱。看见姆妈这样的老太太，他们心里已经算好要沓便宜了。”
我父亲冯子烨对于人的评价一向不怎么样。他活了好几十岁，碰到别人对他坏，他觉得爽气，大家过招就是；偶然碰到对他好的人，他觉得很烦，首先弄不清对方这份“好”到底有什么图头，要花许多精神去猜度分析，再说，对方对你好，你还得以好还好，一来一去，二来二去多么麻烦
丹珏的嘴角沾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指着那封公函说：“老头子要回来了，姆妈”
婉喻说：“他是你爸爸。”她的表情很中性，不怒不喜。
丹珏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叫惯了”
子烨说：“他回来住在哪里你们这里是两个女人，不方便的。总不见得这么大岁数再去结婚。”
婉喻不说话。她的意思可以被看作：结婚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
子烨看懂了母亲心里在顶撞他，因为他接下去说：“老也老了，还结什么婚难为情吗”他并不讲清楚是谁难为情，一对老男女呢，还是他们这一对中年儿女。
丹珏看看母亲，调侃说：“姆妈一点都不老，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以调笑逗母亲开心。而母亲今天很不给他们面子，一直是那张宁静得空白的脸，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丝活动。
“总归不能再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子烨说。“政治运动靠得住过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领导就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
楼下有人叫喊：“冯家姆妈，有人找”
那是一楼邻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来，她心里一大堆混乱而大胆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动作上。很快楼梯上便响起脚步声。这幢老楼的楼梯又深又陡，像个音箱，可以把各家来人、走人的消息通过脚步声传递给邻居们。
进来的是中年女人，热络得要命，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端着一碗青豌豆炒虾仁。丹珏认识那把伞是母亲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中年女人，脸上堆起她见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顾自坐在了八仙桌边，两句话谈下来，丹珏和子烨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亲，住在两条弄堂后面的楼上。多亏了冯家姆妈的补习 ，她的知青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次从淮北农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带了一点当地土产，青豌豆是其中之一。从何姓女人的话里听起来，她跟婉喻是熟识之极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补习 ，都是丢三落四的，这把伞就是两个多月之前丢在她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