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唯一没上去握手致敬的。第一,我自己因为谈纸上恋爱被记了一过,跟刘峰这样的大标兵是正反派关系。第二就是,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儿焦虑。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太好的人,我产生不了当下所说的认同感。人得有点儿人性;之所以为人,总得有点儿人的臭德行。比如找个像何小曼这样的弱者捉弄捉弄,在背后说说郝淑雯这类强者的坏话;甚至趁人不备,悄悄地飞快地倒点儿炊事班的香油;更甚者,坚决不买牙膏,轮流偷挤别人的牙膏。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儿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虽然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偶尔也会有心理不光明的时候。后来果真出了“触摸”事件,我的焦虑等待才算等来答复。
不过那个暖洋洋的冬天下午距离事件的爆发,还有好几年。他看见了欢迎人群外的我,走过来说:“萧穗子,你爸也给你捎东西了。”他的正宗侉味儿从“捎东西”三个字里丰润地流露出来。
所谓东西,无非是些零食和小物件,一管高级牙膏,一双尼龙袜,两条丝光毛巾,都算好东西。如果捎来的是一瓶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娇兰晚霜的柠檬护肤蜜,或者地位相当于眼下“香奈儿”的细羊毛衫,那就会在女兵中间引起艳羡热议。所有人都盼着父母给“捎东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捎的东西最好、最多。捎来的东西高档、丰足,捎得频率高,自然就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捎来的东西。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们把整勺麦乳精胡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蜜饯果脯拌在稀粥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于巧克力怎么被她们享用的,我们从来看不见的,我们只配瞥一眼门后垃圾筐里渐渐缤纷起来的彩色锡箔糖纸。我们还配什么呢某天练功结束从走廊上疲沓走过,一扇门开了,伸出一个脑袋,诡秘地朝你一摆下巴。这就是隆重邀请。当你进门之后,会发现一个秘密盛宴正在开席,桌上堆着好几堆父母捎来的美食。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一是东道主确实慷慨;二是捎来的东西是新鲜货,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或北京天福号的松仁小肚,不及时吃完就糟践了;三是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有时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
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交给了刘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地方串门,也实在有空儿,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信自然是个由头,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儿也不难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我爸给我捎的是什么
刘峰说他没看,不过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捎得起东西的父亲但没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刘峰拎起地上的一条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拣。不是每家父母都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拣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