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一张16万元的专辑
他还做过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现在，或者未来。
他循环不停地二着。
我们一开始卖碟都是找支电熔麦克，跑到朋友酒吧里录现场版，然后把deo 用电脑光驱刻录出来。我们把这种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术粗糙之意。往好里说是原汁原味，但给专业音乐制作人听的话，无异于一次性饭盒里盛着夹生饺子、没褪干净鸡毛的黄焖鸡。可一般购买者谁在乎这个啊，再说民谣听的是歌词内涵，本就和技术品质没太大关系。
我坚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懒得在配器和录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录歌也万分抵触各种idi 手段。
他却不，卖了两年毛片后，轴劲儿上来了。不过是一个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却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东求西告地筹钱，奔成都，跑广州，租录音棚，买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自己监棚给自己录制专辑。他花干净了身上的每一分钱，带着母带一路搭顺风车回丽江，饿得马瘦毛长，一见面就和我抱怨广州的碗太小菜太贵。
我听了下他录制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厚厚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我问他共多少钱，他说没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装满不在乎地说：“16 万。”
说完，脖子都是僵的。
16 万一辆sart 微型车的价钱，一套发烧单发，一个二线歌手一场商演的报价。一个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满不在乎地报出这个金额，但无产阶级的大军你满不在乎个什么劲儿啊你16 万，一张碟你卖50 元，卖3200 张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
我替他心痛，马后炮地骂他：“花个一万两万元的品质比之前的deo 好点儿就行了，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
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儿，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帮你推推歌吧，说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红网络，半个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说好不好，我说，你觉得呢唉，我和你说话呢，大军”
他“嗯嗯嗯”地应承着，聋子都听得出那种敷衍。“你和我敷衍个什么劲儿啊你又不用担心欠我的人情。你不是缺钱吗你是缺钱还是烧钱”我知道他是个没什么世俗野心的人，但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者中长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这些折腾所为何求。
后来我发现，这次折腾只是刚刚开始。
新碟出来后，他继续以卖唱为生，计划着还完了债，攒够了钱再出第二张他甚至已经把第三张碟的封面都找人画好了。我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经理，没有一个黑心理财经理的手段有大军对他自己狠。他是跟钱有多大仇啊，摁着自己脑袋，大头儿朝下往井里栽。
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店了，一个接一个地在丽江租得起院子了，他依旧在三步一亭、五步一岗的流浪歌手们的夹缝中讨生活。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销售额度，每天下半夜才收工回家蒸饭，每天卖唱的时间几近五个小时。
或许是因为品质的提升确有药效，他名气慢慢地越来越大，开始有人慕名来听他唱歌，主动买碟。我后来认识一些朋友，很会唱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以好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在“快男超女”的舞台上加冕桂冠，可如果把他们都放在没有反送音箱的街头，我坚信没有人能唱得像大军那样动听，一个都没有。
你见过不做作不装逼不孤傲清高也不谄媚满脸的流浪歌手吗
当下的大军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不卑不亢来形容，你若给他鼓掌，他面带微笑，宠辱不惊。他收钱的时候几乎是一种理直气壮，他说：“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音来”他说这句话时，我常常暗暗咽下一口血，眼前飞过一只乌鸦，尾巴上拴着个牌子，上面写着：16 万元。
自从开始卖新碟，他就变得很有亲和力，甚至会很自信地赞美认真听歌的人们：“哎呀，谢谢你专门来听我唱歌，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来你长得这么漂亮，你是从成都来的吧。”
在他的脑子里，所有漂亮的姑娘都是从成都来的，哪怕人家讲的是广东话。
关于姑娘，我知道和他有关的故事有三个。
睡着的人怎能叫醒另一个做梦的人
小洋芋是上海 ，典型的公司白领，挤地铁、吃盒饭，在朝九晚五的日子里理智度过漫漫人生：理智的同事、理智的家人、理智的生日派对和相亲、理智地麻木不仁。
于是，她攒了年假来丽江放空，没想到遇见了他，一开始是艳遇，然后骤跌进了真爱。大军是她的安眠药，她心甘情愿地跌进了一场深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