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部胸无大志的电影
那个艰难的时期一起卖唱的还有后来d 调酒吧的路平、跑调酒吧的靳松、小植、凡间酒吧的晴天等等一批人。大家因为民谣音乐相识，后来这些人被誉为丽江民谣的代表，分别开了自己的酒吧或火塘，组了自己的乐队，有了稳定的收入，在豆瓣上开了自己的音乐人小站，开始全国巡演，在地下半地下的民谣圈里一个接一个扬名立万。
往事经年，个中亦有阋于墙的兄弟，而当时那种相互扶持集体劳作，一瓶饮料分着喝的时光却永留我心，故而在记忆里，那个时期的卖唱，有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意味，恍如聚义梁山。
大军经常扮演烂好人的角色，有些初到丽江的歌者找到他，希望和他结伴卖唱，他从不懂得拒绝，等到人家轻车熟路了，堂而皇之地在旁边另立门户，抢白得他没了生意。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猫和虎的寓言故事他亲身验证了一次又一次，只好一次次作战略转移。从最初的大石桥到布拉格门前，到后来的万子桥、三眼井，越退越游人稀疏。他只好靠拉长卖唱的时间来换效益，之前是每天唱两个小时，后来加到三个半。
2008 年奥运会前，我回丽江避运，当时路平的d 调酒吧已经开得有声有色，之前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以d 调为根据地，继续着半共产主义的生活。
世俗的眼中，这是一群胸无大志的人们，每天喝茶、弹琴、微醺、恋爱，在青石板路上消磨着寒冷的年华，几乎算是一群站在入世和出世边缘的一群异形。曾经我一度这么认为：大家在一起不过是共同简述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是一场慢生活。
我从未听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和我谈起过梦想二字，除了大军。他的那个想法生生地把我吓了一跳。
大军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对我说：“我想拍部电影。”
这个男人对电影行当策划执行的了解，几乎等同于一个清朝人对高铁运营系统的认知，而且这个男人又是一个那么一穷二白的流浪歌手而已。
我说，你开玩笑吧，你有病吧，你开玩笑也开个靠谱点儿的玩笑哦。你也太吓人了吧，你
没想到更吓人的还在后面，他居然真的就摸摸索索地开始干了起来。
不知他查了多少百度信息，跑了多少次新华书店，他居然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完成了一个独立制片人基本应该了解的一切。他从丽江旅游学院找到了一个热血文艺青年当视觉导演，从文联找到了一个同样热血的文艺女中年当编剧，还挨个和一起卖唱的歌手兄弟们打招呼：
“你来当个剧务吧，你来演个角色吧”他还找开摄影工作室的朋友借灯，找开黑车的朋友借车拉道具。他简直是在赤拳入白刃，空手套白狼。
他那时候把路平酒吧的二楼当成临时办公室，那里连张桌子都没有，大家盘腿坐着整夜开会。我参与过一次他的剧本策划会，我相信除了我以外，那都是一群一辈子没开过几次会的人除了小学班会， 策划会开得和相亲茶话会似的，小桌子上摆着花生和类似喜糖的东西，每个发言的人居然还都一本正经地起立，发完言还集体鼓掌。他们把路平的账本拿来，在反面记录会议纪要，当书记的人字不好，写了一会儿就不认识自己之前写的字了，于是撕下来重写。每撕一张，路平就一哆嗦，撕一张就一哆嗦。
剧本讲的是一个丽江混混和一个孤儿院病童的故事。一大一小两个人，两条平行线偶尔交错，然后小孤儿在丽江混混身上寻觅父爱，丽江混混为了病童，去履行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承诺。失去生活方向的中年男人、垂危的孩子，两个人彼此颠覆了对方痛楚的人生。
剧情不是多么起伏跌宕，也没什么矛盾冲突，算基本成立吧。但论及分镜头方案的时候，简直是要把一锅海鲜疙瘩汤泼了一地，各种不靠谱的想法纷纷暴露了出来：他们计划把家用dv 绑在竹竿上当摇臂，用滑板代替轨道车，居然还画了分镜头画稿，上面中景接中景接中景我坐了一会儿，觉得这基本是在扯淡，我怕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会大放厥词，就偷偷先行尿遁了。一下楼，看见路平默默地坐在火塘边，捧着残缺的账本，默默运气。
后来，路平在片中饰演了一名反派。